“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是人类利用黏土矿物或岩石等多种天然资源，经火烧制成功的技术成果。它与人类历史文明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除了在食器、装饰被使用外，在科学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国现存最早的陶器残片出土于南方地区一些洞穴居住遗址中，据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约9000—10000年左右。距今７０００多年的仰韶文化彩陶，已经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商代，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以灰陶为主，当时已有专门烧制泥质灰陶和专门烧制泥质夹砂灰陶的不同作坊。战国、秦汉时期，制陶业更加繁荣，被誉为世界一大奇迹的秦始皇秦俑坑兵马俑就是这个时代的杰作。到了汉代，彩绘陶器得到发展，釉陶也普遍应用，尤其是铅釉陶的制作成功，堪称制陶工艺的杰出成就，唐代的唐三彩即属铅釉陶器。

      进入宋朝以后，制陶业趋于没落，但是有些特殊的陶器品种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如宋、辽时代的三彩器，明、清至今的紫砂壶和广东石湾的陶塑等，都别具一格且倍受人们赞赏。
      陶器终究是文明初级阶段的低级产品，人们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发现，某种特定的泥巴经过高温烧造以后，就会变得更加坚硬、细腻、漂亮和实用，于是瓷器也就应运而生了。从历史文献看，西汉马王堆出土的木简中，已经有了“瓷”字；而东汉的许慎在《说文》中对瓷字还做了具体解释，说瓷是“瓦之坚者也”。早在３０００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原始瓷。原始瓷是制陶工艺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伴随原料的优选和高温窑炉的出现而出现的。原始瓷器用瓷石做坯料，氧化硅和氧化铝的含量较高，氧化铁的含量则显著降低，因而使瓷坯有可能在较高的温度中烧成，并有较多的莫来石生成，从而提高了坯体的机械强度。

      原始瓷与瓷器在我国首先出现，与我国许多地区分别蕴藏着丰富的瓷石、高岭土原料有关，挖掘这些原料，经过粉碎淘洗等工艺流程就可制坯，然后一次烧成。原始瓷的烧成温度高达1200℃左右，其中陕西扶风周原西周原始瓷片和山西侯马东周原始瓷的烧成温度已达1280℃与1230℃±20℃，胎壁烧结坚硬，不渗水，品质已接近于近代瓷器。原始瓷表面施釉，透明洁净，便于洗涤。经化验，釉中氧化钙的含量达15%以上，属于灰釉。

      一直到东汉，随着龙窑的发明与运用，以及草木灰釉的发展，原始瓷过渡为瓷器。浙江是我国的青瓷发源地，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黑釉瓷器。这种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产生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就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便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就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白瓷创烧成功于北朝的北齐末，是我国陶瓷史上的又一个新的里程碑，它为以后青花、五彩、粉彩等精细瓷器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北朝时期北方瓷器既无文献述及，陶瓷考古发现的古瓷窑址也很少见。


      北朝末期特别是进入隋朝以后，南北瓷业开始有一个飞跃性的发展，烧制的器物明显增多。到了唐代，白瓷的烧造真正成熟，形成了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两大瓷窑系统，一般以“南青北白”概称之。其中邢窑白瓷成为“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在制瓷工艺上，唐人留给后世的一份厚礼是在烧成工艺中普遍使用了匣钵装烧。唐代瓷器生产除了青瓷与白瓷之外，还有“釉下彩”瓷与“花瓷”等新品种，“三彩陶器”也是唐代制瓷工艺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自1949年以来，陶瓷考古发现的古代瓷窑遗址分布于我国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七十个县，其中分布有宋窑的达一百三十个县，占总数的75％，可以说遍布各地，形成了多种瓷窑体系。根据各窑产品的工艺、釉色、造型与装饰的异同大致形成六大瓷窑体系：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以景德镇为中心的青白瓷系。各个磁窑间互相竞争，出现了汝窑、官窑、钧窑、哥窑、定窑等名窑。宋瓷重视釉色之美，更追求釉的质地之美，在釉面装饰工艺上也有不少成就，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宋人烧造的龙泉青瓷和青白瓷巧夺天工，是我国陶瓷中的杰作与瑰宝。元代陶瓷业没有太多发明，到了元代后期很多瓷窑都成了强弩之末，但仅就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而言，青花和高温颜色釉瓷的烧制成熟，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明代瓷器已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以景德镇为中心的官窑日益繁荣，大量生产御用器皿和民用瓷器，其产品以青花为主，其它各类品种也十分出色，有釉下彩、釉上彩和斗彩和颜色釉四大类，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将陶瓷艺术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地。我国的陶瓷业发展到清代，特别是早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更是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无论质量、数量都是前代不可比拟的。整个清代景德镇始终保持着中国“瓷都”的地位。这时的景德镇不仅官窑器代表着中国的瓷器水平，就连民窑器也最为丰富多彩。自嘉庆朝以后，我国陶瓷业便再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到清朝末年，由于政治腐败和洋货的冲击，陶瓷生产已经呈现出败落之势。

      进入20世纪，在50年代前，整个陶瓷事业濒临于人亡艺绝的境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整个工艺美术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发展、提高”的方针，实施了一系列较大举措，促使中国陶瓷业不断地从民族传统中吸吮母乳，从异域文化中汲取营养，探索和追求装饰的多种语言、形式、技法的综合应用，在烧成工艺、泥坯处理、施釉技巧、材质选配、肌理应用、釉彩结合等方面多方位、多层次地精思巧制，以其强烈的民族文化和审美特征、丰富的艺术表现技巧和品类而屹立在世界艺林之中。

      千百年来，中华大地窑火繁盛，创造了灿烂的陶瓷文化。山西作为北方重要的陶瓷生产地，历史上有记载的瓷窑达四、五十处之多。其中创烧于唐代兴盛于宋代的介休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陶瓷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介休窑遗址位于今介休狐岐山麓黄土丘陵洪山镇洪山、磨沟村一带，故名，亦称洪山窑。窑址在东径112°1'59"，北纬37°1'50"，海拔940—960米，周围地形南高北低，依山势分布有大量瓷片和厚厚的匣钵堆积层，形成东西约250米，南北100米的遗址分布区，总面积达25000平方米左右。是山西乃至北方地区较为有名的一处窑址。在洪山镇的黑蛇沟（喊车沟）、磁窑沟、龙王沟、琉璃窑村、采皮沟等地均有古窑址发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西博物馆研究员吴连城先生在当地调查发现窑址，并首次发表文章进行介绍。1965年5月，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之所以把此地作为瓷窑的选址节点，想来是因为介休居三晋腹地，汾河河谷，这一位置最适合布局工业，加之当地拥有白垩粘土，汾河水源，煤炭资源，这三大工业要素，能够完成最佳的陶瓷工业组合，因而介休自古粘土陶业非常发达。当年中国陶瓷呈现出“十里不同天”的现象。在山西每10里或15里的一个村镇，每个村口都有瓷窑。所以当时陶瓷称的上是大工业，且分成两种。一种是小范围烧造的，仅仅供应当地的、本村的使用。另一种是集中在一个大的烧造节点时生产工业产品，烧造的是精细作品，成为有特殊附加值的产品进行交换，这种工业产品会离开烧造地运往外地，介休陶瓷的产品，估计当年应该是顺着汾河河谷进行运输和交易的，往北走到太原、大同等地，往南到晋城、长治、焦作、新乡、郑州及当年的开封。


      众所周知，洪山瓷之庄重端方、高贵典雅，全仰仗洪山泉之明澈澄湛、清洌晶莹。洪山泉，古称鸑鷟泉，为山下泉水主源之一。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有“石桐水北流而注于汾”的记载。

      这一股源泉曾经常年奔涌，穿山越洞，灌溉着介休13个乡87个村庄的11万亩农田，人们习惯地称之为洪山源泉。源泉之上有源泉神祠，俗称源神庙，宋、明多次重修，现存为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移地重建之物。（未完待续）